三大戰略任務布局十二五
“五中全會的公報，亮點有幾個，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解決過去高消耗、高污染的問題。”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社會司副司長劉文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月15-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為“十二五”規劃定下了調子。
不少接受本報采訪的官員和學者認為，在未來10年，“十二五”這5年當中會做哪些事、能做成哪些事，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經濟的發展走勢，而以下三個互相關聯的點將是“十二五”期間須著力完成的任務。
任務一：把蛋糕做得有質量
時代周報：在你看來，與“十一五”相比，“十二五”最大的特點在哪里？
李佐軍：理解“十二五”的特點關鍵是抓住三方面六個字，一是“轉型”，改變經濟發展方式；二是“民富”，要讓老百姓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三是“改革”，可以預見，“十二五”期間各個領域的改革力度都會相當大。
汪玉凱：“十二五”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中面臨的一個歷史性的拐點。如果說過去我們一直在注重做大蛋糕的話，“十二五”則要注重如何才能把蛋糕做 得有質量。它不再追求單純GDP的增長速度，而講求經濟的增長質量，更加強調經濟增長要和老百姓的收入掛鉤，要使各階層的人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由國強 轉向民富。
“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最大的差別，簡單講就是五中全會公報中的兩句話，它確認了“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實施富民戰略和內需戰略等一系列的重大舉措。
楊宜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現在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而且是非常緊迫的。最直接的一個是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我們國家產生了新的思考。
過去我們的外貿、加工和三來一補主要都是為外國人服務，我們很多人口紅利變成了跨國公司的利潤，變成了發達國家消費的福利，我們也賺到了一些利潤，那是非常微薄的�，F在我們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之后，能夠更好地為本國人服務。
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一個大國，發達國家出現金融危之后，我們對外經濟的依賴度這么高，對于一個大國來說是非常不安全的。我們以前是向外使勁，現在是向內使勁。
這次五中全會公報寫得很清楚，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過去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1995年就提出來了，已經15年了，但一直不理想，中央、地方政府和企業都有各自的責任。
劉文海：中國的經濟總的還是保持了比較高速的增長，GDP肯定也低不了，現在公報上也不提這個數字是多少了，可能是要更加強調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現在我們沒有必要講速度這么快，但一定要將發展的方式轉過來�，F在雖然很快，但是我們要更加注重質量。
時代周報：就你所知，地方政府對“十二五”時期要面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解會存在哪些問題？
李佐軍：其實各個地方不一樣，“十二五”期間他們共同面對的主要是以下三種情況。一是現在中央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與“十 一五”相比是要下降的，但是很多地方上的領導還是想在經濟上高速增長、趕超發展，與中央強調的平穩較快發展的思路是矛盾的。這是地方上要面臨的一個決策問 題。
第二個是中央提出的要保護資源環境，包括應對氣候變化，在“十二五”時期執行的力度仍然會比較大，而地方仍然追求高速發展的話，會面臨比較大的環保壓力。
第三個是“十二五”期間產業的轉型升級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有些人力資源和生產要數條件比較好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礎，轉型比較順利；但是一些地方基礎比較差，還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他們面臨的升級轉型壓力也比較大。
時代周報：你怎么理解“包容性增長”這個詞？有學者預測它會被寫進“十二五”規劃里面。
楊宜勇：在經濟學里面，包容性增長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經提出來了，包容性增長（Inclusivegrowth）是相對于排斥性 （Exclusivegrowth）增長而言的，兩者的英文只有前綴不同，但是“包容性增長”翻譯得不好，我覺得應該譯成“共享性增長”比較好。胡錦濤總 書記提這個詞的時候是在國際場合上講的，他必須用國際場合上的話，外國人都知道這個詞是什么意思。
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這個詞不會寫進“十二五”規劃里面，一是因為它是一個外來語，二來它層次還是比較低，是很技術性的一個詞。你看看印度的 “十一五”（2007-2012）規劃，人家3篇加在一起是1300頁A4紙，它的PDF文檔在網上可以下載，第一篇就是 Inclusivegrowth，我們寫出來也是跟在人家后面跑。我覺得我們的“統籌發展”就比它好，范圍比較廣泛。
任務二：實現“民富”目標
時代周報：應該怎么理解轉變發展方式與富民之間的關系？
劉文海：轉變發展方式與富民應該是統一的關系。因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般就是走節約資源和友好型的發展道路；而另一個就是要擴大對民生方面的投入，加大社會建設力度，這也能起到改善民生的作用。
另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居民消費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的根本途徑，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扭轉長期以來形成的資本收益與勞動報酬失衡的狀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時代周報：你覺得怎樣才能實現“民富”？
要實現“民富”，在未來五年間應該加快調整收入分配的格局，擴大中段收入格局，保障最低收入階層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在企業提高效益的前提下，要適當提高勞動者的報酬。因為大部分是靠勞動工資作為主要收入，目前工資水平還是比較低，所以沒有足夠的購買力。其實我國的內需市場是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簡單點說就是消費能力和購買能力不足。
楊宜勇：所謂“民富”，你要創造自己的增加值，增加利潤。過去我們老說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你老跟外國人打工，在產業鏈的低端，掙血汗錢，你能富得起來嗎？以前中國人老說自己是世界的加工廠，人家印度是要做世界的辦公室，立意都比你高遠。
“民富”并不是靠國家來發錢，嚴格意義上說，國家是不創造一分錢的，只是把錢從一個口袋拿到另一個口袋而已。關鍵還是要提高企業競爭力，所以 “十二五”規劃里提要提高國際競爭力，一個方面就是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們不能只賣力氣，要成為專業人士，更加專業化，更加注重知識產權、制度創新， 要靠創新和技術，這樣才能賺大錢，實現民富。
任務三：轉變政府職能
時代周報：在未來五年中，要轉變發展方式，政府職能應如何進行相應的轉變？
汪玉凱：“十二五”期間必須改革政府過度主導經濟的管理模式，把政府職能的側重點由主導經濟發展轉向主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
政府要更多地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改善經濟調節，未來的側重點是要加強政府工作的戰略性、前瞻性和預見性，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要 嚴格市場監管，把設立公平的市場準入標準和監管市場運行過程，作為政府工作的重點；要把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逐步確立為政府的主導職能。因此，“十二 五”期間，政府職能的優化、轉變，都要把突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放在重要位置。
五中全會公報上提到“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積極和值得期待的信號。但是我有一個觀點，因為行 政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行政體制改革的進度，還取決于我們政治體制改革能不能啟動。只有在政治體制改革有事先啟動的前提下，行 政體制改革才有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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