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詳解對日經濟制裁
9月10日中國政府公布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提交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點基線坐標表和海圖；9月14日中國海監船編隊在釣魚島巡航期間向日方喊話；9月16日中國決定提交東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陸架劃界案。面對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一步步挑釁，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合法、理性、有節奏、有章法地宣示了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
“相比五六年前，中國反制日本‘購島’的配套措施已經相對完善。各個部門配合都很默契，中國逐步變被動為主動。”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部研究員姜躍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其中，通過經濟制裁方式反制日本，被認為是諸多配套措施中極為可行的一種。針對極速激化的釣魚島問題，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9月12日向媒體直言：“不排除進行經濟制裁的可能。”
9月13日，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公開表示，日方“購島”行為難以避免地對中日經貿關系產生負面影響。他同時表示，針對日方侵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中國消費者以理性方式表達立場和想法是他們的權利，對此表示理解。
雖然迄今為止尚未看到中國官方在日本“購島”鬧劇后正式動用經濟手段，但是，采取經濟制裁行動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
中日貿易戰可能導致日本永久失去中國市場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經濟合作在競爭與摩擦中不斷加深。截止到2011年，中日貿易額接近3500億美元。中國成為日本第一貿易國，中日貿易占日本貿易總額的20%以上。中國成為日本經濟復蘇和前進的最主要動力。
1972年，中日貿易總額10億美元，到1978年也僅僅66億美元。20多年后的2000年，兩國貿易量700多億美元。進入新世紀后，中日貿易強勁發展，2006年，兩國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達到2073.6億美元，為2000年的2.4倍。1972年到2000年的28年間，中日貿易量每年以十億或數十億美元的增幅遞升；2001年到2006年，兩國貿易量每年以百億或數百億美元的增幅遞升，這樣高的雙邊貿易增長幅度在國際上是罕見的。
日本大量的商品賣往中國，到2006年底，中國一度僅次于美國，成為日本第二大貿易伙伴國，日中貿易占到日本外貿總額的17.2%，僅比日美貿易額少0.2個百分點。據統計，1972年至1991年，日本的對華貿易依存率（對華進出口貿易額/總進出口額）始終低于5%，而中國的對日貿易依存率始終高于16%，這表明邦交恢復后的前20年，兩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是一種非對稱關系，即日方居于主動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
2002年中日貿易的相互依存率首次持平為15.5%后一路逆轉，2010年已變成日本對華貿易依存率為20%，中國對日貿易依存率為11%。這意味著中國在中日經貿關系中長期被動的地位已經改觀，而日本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已經較深。從2002年開始，日本連續9年成為中國的第一貿易國。而今，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國，中日貿易額已經超過日本貿易總額的20%。
日本“購島”影響了兩國的貿易關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亞太問題專家時永明告訴記者：“中日貿易關系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分工合作，貿易戰會導致地區產業鏈的重組和中國發展路徑的局部調整。長遠看，則意味著日本永久性失去中國市場。”
市場和民間自發的抵制正在形成經濟制裁效應
從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到2002年的30年里，在雙邊貿易中日本處于出超地位，各種商品迅速占領了中國市場份額。
近年來，中日的角色在逐步發生改變，中國開始對日本加大投資額度，并購日本企業的速度也在加快。尤其是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以后，中國有更多的商品進入日本市場。在近十年來的中日貿易中，日本開始處于入超地位。
從中國海關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2012年1至7月中國對日本出口863.0億美元，增長6.7%，占我國對外出口總額的7.6%。同期我國從日本進口1045.9億美元，下降5.2%，占我國進口總額10.1%。“說明我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依賴度總體較低，且低于日本對我國出口依賴度。”金柏松分析。從日本海關的統計分析可得出同樣的結論，2012年1至6月日本對中國出口737.2億美元，占日本出口總額的18.0%，同期日本從中國進口913.4億美元，占日本進口總額20.5%。“說明日本對中國市場依賴度無論進口還是出口均高，且大幅超過中國對日本依賴度。”金柏松說。
而日本利用“東亞分工體系”，與亞洲四小之間存在巨額貿易順差，基本上相當于日本對中國內陸的迂回出口。從日本財務省發表的貿易數據可知，2011年日本對亞洲四小貿易順差1134.9億美元，占日本出口總額13.8%。根據經驗估計，其中基本上為對中國迂回出口，加上日本對中國直接出口，則日本對中國出口依賴度在30%以上。
2012年6月底，日本對華投資累計839.7億美元，中國對日投資累計10.3億美元。據金柏松的經驗估計，日本在華企業進行加工、組裝出口的產品占我國對日出口總額應該更高，大約占55%~60%之間。
“我國對日本出口產品無論是日資企業還是中資企業，基本都是低加工度、低附加價值產品。因為其中是大量使用日本零部件、技術，商品價值主要份額早已經在日本生成。換句話說，日本無論進口還是出口都比我國企業賺取多得多的利潤。也即從宏觀角度分析，日本經濟對中國依賴遠高于中國對日本依賴。”金柏松這樣算賬。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建平公開表示，市場和民間自發的抵制正在形成經濟制裁效應。
除了日本旅游業首當其沖受到影響，“購島”事件升溫以來，淘寶網內的一系列日本品牌最近7天的銷售量也明顯下滑，如索尼電視機成交指數下降了81.7%。
要打市場這張牌
綜觀中日之間的經濟數據，姜躍春分析，如果對日進行經濟制裁，首先就要從市場切入。“日本國內市場處于飽和狀態，產品主要靠外銷，美國市場由于次貸危機導致不景氣，歐洲還未度過歐債危機，日本現在主要依存的就是亞太市場，而亞太市場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國，所以一旦實行經濟制裁，就要打市場這張牌。”
在金柏松看來，我國已具備經濟制裁日本的實力，并且時機已經成熟。日本經濟從1992年至今，除了小泉純一郎執政期間，基本處于低迷和衰退狀態。日本政局的頻繁更迭，執政理念不斷變化，日本經濟也跟著失去了方向。日本企業競爭力也呈逐年下降趨勢。“日本經濟已顯得疲憊不堪，在此情況下，中國消費者抵制日貨，極有可能誘發日本財政危機、金融危機及日元危機。”金柏松在其博客中直言。
除了對中國經濟高依賴度以外，日本經濟本身就存在薄弱環節。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正在國會緊鑼密鼓推銷的‘增稅方案’存在明顯漏洞，很可能落空。日本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嚴重，日本家庭儲蓄將歸零，財政發債購買力不足等問題將浮出水面。”金柏松說。
中國在過去兩年中對日本國債持有增加了4.2倍，在2010年超過美國和英國，成為日本國債的最大持有者。金柏松直言：“日本經濟‘命門’在于國債危如累卵，而中國掌握‘一根可以壓倒駱駝的稻草’。”
建立制裁黑名單
在國際上，最常對外實施經濟制裁的是美國，依據的是世貿組織安全例外條款。它規定當成員國受到安全威脅時可以采取經濟、貿易措施制裁對手。對手可以是企業、金融機構、團體組織、進出口商品、甚至包括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等等。一經列入“黑名單”，發布制裁措施，就可以制裁威脅國家安全的目標。
最近的案例就是美國以安全為由對伊朗實行經濟制裁，發現中國某家銀行還在與伊朗開展業務，于是調查、取證，最后宣布列入“黑名單”，禁止美國國土所有企業、金融機構與我國這家銀行機構的一切業務往來。借鑒美國經驗，金柏松建議中國政府也可引用安全例外條款，建立我國出口管制、經濟制裁，建立制裁黑名單等對外經濟制度。金柏松建議頒布關于“消費者知情權”的法律，企業捐款必須做到透明公開，什么性質的團體把錢捐贈給什么政治主張的政府機構或個人，都要明細公開。
“按照這個思路，在抵制日貨方面，我國消費者可以考慮拒絕購買日本原裝汽車等產自日本的高檔消費品。其次可以建立黑名單，凡是主張對華強硬的國會議員，其當選背后均有財界支持，只要找到日本國會議員的具體財源予以打擊，可以收到顯著效果。”金柏松說。有了法律做支撐，在國際上實行經濟制裁的時候，也能做到依法行政。而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里，目前還沒有經濟制裁制度。
可先從戰略資源下手
金柏松2000年在中國駐日大使館工作期間，曾參與了中國反制日本對中國發動的經濟制裁。當年12月末，日本經產省通知中國駐日大使館經商處，要對中國三項農產品進口采取貿易救濟措施，在未來四年內禁止進口中國的農產品。理由是某些中國農產品對日方造成了“巨大傷害”。金柏松翻開調查結果一看，利潤從30%下降到28%，這就是日方所謂的“巨大傷害”，中方自然不承認這樣的結果。
2001年底，日本正式實施經濟制裁，金柏松在反制措施中也提了一些建議，最后中國出臺了對日本汽車、手機和車載電話三個方面限制的反制措施，不久后日本取消進口限制。面對日本極有可能出現的反復報復，金柏松認為，中國首先要建立經濟、貿易制裁制度，出口管制制度和黑名單制度，將我國外交、對外戰略思想貫徹于包括對外經濟、貿易在內的各個領域。不僅能吻合中國傳統文明價值取向采取行動前要“師出有名”，還可以有效長期抵御日本和其他國家對我國實行的經濟制裁。
“要逐步施壓，我們要做一個妥善方案，原則是讓我們受到最小的損害，讓日方受到的損害盡可能大，投入低，產出盡可能高。”金柏松說。
“我們在實行經濟制裁的時候，一方面要考慮WTO規則對我們形象的損害，另一方面要考慮到中國本身也還要發展，不能因小失大。”姜躍春說。世界貿易組織的安全例外條款規定，軍用物資和軍民兩用物資可以實行出口管制，單純用于民用的物資不能管制。金柏松因此建議，對日實行經濟制裁，可先從戰略資源上下手。
稀土等戰略資源是發展高端制造業、生產高端工業材料必不可少的原料。中國長期以來在稀土出口上占有壟斷地位，中國的稀土儲量約占世界總儲量的23%，卻承擔了世界90%以上的市場供應。
在2010年日本非法扣押我國漁船船長事件發生后，我國就暫停了對日的稀土出口，極大打擊了日本制造業。這一痛過后，日本開始向更多國家開發稀土，實現稀土的多渠道供應。2009年之前，日本稀土資源的90%以上都要從中國進口，而在開發了澳大利亞、越南等國的稀土進口資源后，據商務部網站援引《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今年上半年從中國進口的稀土金屬總量為3007噸，所占比例為49.3%，自2000年以來首次降至50%以下。2011年，日本從中國進口的稀土就比上一年減少了34%，為1.54萬噸。
“迅速下降的是輕稀土的進口量，重稀土日本對我國的依賴還是很強的，如果要經濟制裁日本，從重稀土上下手會比較有效。”姜躍春分析道。除了稀土，鎢、銻、鎂、鈦這些主要依靠中國進口的金屬資源，也可作為對日經濟制裁的切口。
打擊目標要找準
另一個反制切口是汽車零部件。“日本汽車是日本經濟精銳，影響極大，一旦遭到制裁會波及日本經濟更深、更廣領域，對日本經濟打擊也很大。”金柏松分析，“此項措施對當前經濟低迷的美國、歐洲和韓國是‘意外的驚喜’。禁止日本汽車零部件進口，還可以迫使國內日本合資汽車企業制造合資自主品牌汽車，采購國內零部件，同時給國內自主品牌汽車生存爭取一定發展空間。”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馮昭奎向記者介紹，我國每年從日本進口的原裝汽車數量并不多，比重不過20%左右，這些汽車是最終產品。而日本出口的70% 都是中間產品，是汽車制造產業鏈中處于高端核心的零部件。打擊目標要找準，產業鏈和完成品要區分開來，“對純粹日本進口的核心零部件進行經濟制裁，對日本的打擊是很直接的。比如日產汽車的變速箱都是100%從日本國內進口的，這個東西一制裁，整個生產鏈就斷裂了。”姜躍春說。
生產鏈斷裂后，在華日企如果倒閉，后續的人員安排，也是金柏松所建議的政府制定方案其中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如果這些日企倒閉了，現在國內汽車生產能力是過剩的，別的企業生產的汽車馬上就能把這部分空白填滿，倒閉企業的員工也可以跟著倒閉企業一起合并過來。如果沒有到倒閉的地步，可以生產合資企業的自主品牌汽車，比如廣汽本田、東風日產，零部件在中國采購，對國內企業也有好處。”金柏松說。
旅游業也在“經濟牌”之中。日本“購島”風波以來，中國公民赴日旅游人數銳減。國內最大的組團日本游批發商之一中國康輝旅游集團原本為紀念中日建交40周年向日本輸送5萬游客的計劃也宣布終止。“旅游這張牌，不用政府出面，老百姓會自發做出選擇。”姜躍春說。
“這是中日建交40年來，中國反制力度最大的一次。”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教授劉江永對記者說。對于中國的強烈反彈，日本《讀賣新聞》近日稱日本政府對中國可能的反應存在誤判。“中國政府在維護領土主權這方面的決心是非常大的。從目前的形式來看，如果日本政府野田內閣態度軟化下來，還是有余地的，不會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程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前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參贊董永裁對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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