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水污染調查：東江水質涵養林稀土濫采嚴重
引言
君住東江頭，我住東江尾，共飲東江水。
東江是珠江流域四大水系之一，不僅為贛粵港4000萬人口提供用水，也承載著贛州、河源、惠州、東莞、深圳、廣州等地的航運和灌溉，為珠三角及香港地區的繁榮穩定提供著重要保障，是名符其實的“政治水、經濟水、生命水”。
近年來，東江流域因氣候變化帶來的水量減少，經濟發展帶來的資源緊缺、水質污染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加之上下游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種矛盾逐一顯現。東江流域水危機成為政府和公眾迫切關心的問題。
201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由深圳水庫至江西尋烏縣椏髻缽山對東江進行“潛水”考察，途經東莞、惠州、河源等地區，行至新豐江、楓樹壩、白盆珠三大水庫，沿途采訪當地居民、相關水利水電單位及各級政府官員。水資源緊缺是各城市共同面臨的發展瓶頸，圍繞著水的使用權和排放權的競爭日漸激烈，因水質下降造成的資源性缺水更是讓整個流域各級政府頭疼。
與此同時，非法采礦帶來的生態災難、大規模養豬造成的面源污染、垃圾污廢處理能力匱乏、工礦企業的歷史欠賬過多⋯⋯重重問題困擾著東江流域各城市。
在水資源壓力之下，有的城市甚至做出了巨大犧牲，保障了4000萬人的用水安全。這場保護水、挽救水的戰役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道路依然漫長。
201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鎖定水利，劃定“三條紅線”，提出“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廣東省藉此機會強推東江流域“最嚴格水資源管理”：推動一系列工程實施更嚴格的水量監控，加強保護區的環境監督，嚴格控制水源地的工礦開發、經濟林種植和養殖業規模。
“紅線”對流域內的各城市而言，既是枷鎖，也是空間。在此契機下，人們開始反思發展模式、呼吁制度優化，并且積極尋求出路。
多位相關職能部門官員和業內人士都發出這樣的聲音：從國家層面統籌跨省流域的規劃和管理；在立法和制度層面盡快建立起全流域綜合整治的協調配合機制；盡快將水資源保護的責任以考核的形式落實到地方官身上⋯⋯
形勢逼人。東江流域對于最嚴格水資源管理的探索已經走在全國前列。如何解決東江面臨的各種困難，建立起省、市間更合理更有效的責、權、利機制，東江探索的樣本意義值得深思。
水污染：誰是子孫后代的罪人
表面上不顯山露水，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毀掉了
“誰盜采稀土礦，誰就是子孫后代的罪人”；“采取超常規措施，堅決打擊非法開采稀土礦行為”⋯⋯從贛南到粵北，此類橫幅標語隨處可見。
在東江流域水源涵養地的山林里，到處活躍著鋌而走險的“稀土大盜”，以及圍追堵截“稀土大盜”的國土、公安、林業執法人員。
東江水質最大的威脅之一，來自源區開礦造成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屬污染。稀土礦的破壞式開采法帶來的危害尤甚。
最近幾年來，“國家重要戰略礦產資源”稀土走私猖獗，因為限制開采更是價格飆升，利益驅使下，稀土遭瘋狂盜采。
“持久戰、游擊戰⋯⋯他們都用上了。”2011年10月下旬，河源市龍川縣上坪鎮一名干部對本刊記者說，“白天搗毀了，晚上他們又去開工，一個坑、一袋碳酸氫銨、一張塑料布就可以開采。”但是他強調，在嚴厲的打擊下，這里已經沒有規模化的盜采。
至于之前發生在這個鎮新村的那場“槍戰”，他解釋說，是由于農民搶奪開采以前開礦時留下的邊角余料發生的沖突。目前，公安局已經成立專案組，駐扎在上坪鎮，尚未結案。
山村里的槍聲
導致1人死亡、3人受傷的鎮新村槍擊事件，被官方定義為“林地糾紛引起的持槍斗毆事件”。隨后廣東多家媒體跟進報道，直指這一惡性事件是非法采礦引起的糾紛。
2011年10月5日凌晨，在新村村委渡田河自然村一個小店門口，28歲的劉振金被26歲的曾凡漕開槍擊中，左胸至腰間被裝小鋼珠彈的獵槍打成了蜂窩。據媒體報道，劉振金一伙人開了個稀土礦點，曾凡漕等人要求入股，雙方沒有談攏并發生沖突，后曹持槍行兇。
11月1日，龍川縣公安局發出了對曹凡漕的“懸賞通告”。截至記者發稿時，辦案民警說犯罪嫌疑人尚未落網。
行兇者的槍是自制的。10月底，在河源市東源縣仙塘鎮仙塘工業園區以北的205國道上，本刊記者偶遇一群擺攤叫賣槍支、電棍、管制刀具的人。做工粗糙的自制獵槍，裝填的小鋼珠彈與死者身上取下的子彈看起來類似。劣質一些的“手槍”實際上不過是裝塑料子彈的玩具氣彈槍，但是電棍和砍刀都是貨真價實。
國道上，儼然一個流動市場。本刊記者下車觀看時，不時有粵B、粵P、粵L等牌號的車停下，與各攤主討價還價、看貨交易。
“鳥槍800，手槍600，電棍200，要的話可以便宜點⋯⋯”女攤主招呼起客人，泰然自若。
“頭頂生瘡，腳下流膿”
2011年11月初的一天，粵北地區還是烈日炎炎。本刊記者跟隨河源市國土執法大隊隊長吳鏡輝一行人上山，尋找盜采稀土礦的作業點。
在和平縣優生鎮新聯村，剛剛因為媒體曝光而端掉了一個窩點。上百畝山體斜坡上，架著白色的水管網。本刊記者一行人趕到現場的時候，當地的執法部門已經在做清理工作。水管已經被一節節砍斷，刀痕處滲出溶解著草酸的水來。
山坡上的幾個大沉淀池隨著“轟隆”一聲巨響，被炸成亂土，滿池的水噴向天際，又順著山體嘩啦啦地留下來。
“這個規模不是農民偷挖老礦的邊角余料，顯然是老板做的事，而且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現場的國土執法人員這樣下判斷。
在現場協調各執法部門的鎮干部發誓賭咒地對本刊記者說：“我們也都不知道老板是誰，我們跟他們都是仇人！他們白天都不出現，一個星期前我們才來清理過，但是很快他們又恢復了。”
現場的公安干警也向本刊記者證實：來過幾次，即便是把車放很遠，走路上來，也堵不到人。“他們都有放哨的。”
吳鏡輝告訴本刊記者：“市委市政府打擊盜采稀土下了很大決心，從2006年以來，我們已經打掉了200多個窩點。”
河源市開始有大規模的稀土盜采行為，也就是近幾年稀土價格上漲之后的事。2006年到2007年集中打擊了兩年以后，2008年情況有好轉。但是，自從2009年至2010年稀土價格飆升后，盜采行為又有抬頭之勢。
吳鏡輝用“頭頂生瘡，腳下流膿”來向本刊記者解釋盜采稀土礦對山體造成的災難性破壞。以前的國有稀土大礦是采用露天開采的方式，整片整片的山體被挖開，觸目驚心，污染嚴重并造成水土流失。
最初的私挖濫采也是露天開采，在受到嚴厲打擊后開始轉換操作手法---從山頂打洞灌藥侵蝕山體。手法隱蔽了，也更危險。表面上不顯山露水，但是整座山很快就被毀掉，變成植被不能生長、徑流攜帶面源污染、且潛藏著次生地質災害的危險區域。
2011年7月22日開始，河源市又展開了打擊違法盜采稀土的專項行動，即便是坐在出租車里，也能聽到廣播里反復播出懸賞通知和舉報電話。
根據9月份統計，自專項行動以來，和平縣一共出動了3100多人次，投入250多萬元整治資金，對53個非法采礦點(含老礦點)進行整治、毀閉。炸毀礦池204個，回填水池5000多立方米，搗毀廠房6360多平方米。清除的水管，連起來有9.6萬米長。
與盜采者玩“貓捉老鼠”
為什么盜采稀土行為在打擊力度這么大的情況下，還會屢禁不止。吳鏡輝總結說：“因為風險低，利潤大。”
根據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盜采礦產資源達到一定的價值，才能提起訴訟。但是如何取證和鑒定，就很困難了。稀土包含在礦石中，以現在的“游擊戰”作戰方式，盜采者往往是蠶食搜集，且馬仔在前，老板在后，就算抓到人，也很難認定他究竟盜采了多少。且評估機構全省僅一家，基本沒辦法走國土條線的法定程序來給予盜采者沉重的打擊。
所以，除了一些超常規手段，如收繳摩托車、砸掉柴油機等打擊方式之外，聯合執法組一般都是從林業角度入手，按照盜采稀土礦造成的“毀林面積”來認定和處罰。
而對稀土盜采的“頭目”來說，抓住了一般只是損失工具成本，只要別跟同行火拼出人命，月入千萬也不是夢想。
國土執法之難，還不僅僅是制度上的執法困境。在龍川縣踩點時，幾位執法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他們總結的對手有三種人：有錢的、有權的、帶黑的。
“有的時候情況很詭異，”一位執法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你到一個鎮一個村之后，就會覺得氣氛不對勁。我們有理由相信，有的盜采行為，尤其是上規模的盜采行為，是存在保護傘的。在你的地頭上開礦，你能不知道嗎？”
長期從事執法工作，與盜采者玩“貓捉老鼠”，不僅要頂著工作壓力，也要承擔很大的心理壓力。“這幾年來，我經常收到恐嚇短信，精神壓力真的很大。”龍川縣一位國土執法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他們連小孩子都不放過。”說著說著，他的聲音哽咽了。
而他的另一位同事則告訴本刊記者，這些“帶黑的”團伙從執法人員的親人下手，拉他上中學的兒子“入伙”，還打他。最后，他迫于無奈將小孩轉學異地。他們認為，要打擊盜采行為，必須得整治行業市場，要挖出“幕后老板”，懲治“保護傘”，否則，這場沉重的戰役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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