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無定價權 外國公司賺3美元中國賺2美分
中國能掌握全球市場定價權嗎
無論是建立央行儲備對資源價格的調控能力，還是拓展財稅部門征稅權的有效運用，中國博弈世界定價權的關鍵還在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內市場
在中國改革開放大趨勢下，進入新世紀后的中國市場開放進程不斷加快。尤其在中國對外開放持續深化過程中，全球商品市場中的中國定價權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其核心焦點，就是中國如何取得與其全球政治經濟地位相匹配的世界商品市場定價權。
中國企業為何沒有定價權
如果全面開放市場的同時缺失商品定價權，中國市場和中國企業必將處于被他人長期掠奪的險境。令人擔憂的是，目前中國制造的商品絕大多數都沒有定價權。那么，中國企業為什么難以獲得定價權且屢戰屢敗呢？
事實上，定價權博弈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雙方資本流動性不均衡、不對等。目前仍然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生動地說明，當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并非由真實的緊缺所造成，而是流動性過剩的結果。過剩的流動性推動局部預期放大，造成資本投機泛濫，引發大量難以控制的投機性和避險性需求。
以稀土資源為例，中國企業之所以掌握稀土這種稀缺資源卻不能掌控定價權，原因就是流動性的不均衡，直接體現在中國相關企業由于資金緊缺只能是低價出售而不能長期存儲，其結果就是原本緊缺的資源卻只能賣出“土價錢”。相反，西方鐵礦石生產商憑借其資金優勢和充裕的流動性，控制銷售數量操縱價格，可以讓中國企業購買鐵礦石的支出連年上漲。
西方學者強調所謂定價機制，就是對全球物流和資金流渠道的控制。只要一國一企業流動性不均衡導致渠道受控，無論是物流還是資金流，都會被渠道控制者所漁利。所以，表現在物流和資金流方面的渠道成為關鍵所在。
現在外資不僅僅控制了海外的資源和商品渠道，迫使中國制造、中國資源只能廉價出售，中國企業只能高價購買海外資源，而且正在逐步伸向國內關鍵物資的渠道。因此，在中國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渠道不暢通或者渠道被外資所控制的時候，流動性不均衡給外資“熱錢”漁利的機會就非常多。
為此，央行一般通過收緊市場流動性打擊投機行為。雖然此舉能夠加大各種投機資本壓力，但是很多正常生產企業也同樣面對巨大資金壓力。而對利率價格的承受能力，投機資本遠高于實體生產企業。其結果就是，大量的中國企業受到巨大資金壓力，為了快速回籠資金不得不忍受渠道的盤剝而廉價出售以壓低庫存，導致中國商品和中國資源的“揮淚大甩賣”。同時，庫存低則沒有對于價格波動的承受能力，只能現貨買賣，不得不接受渠道的高價勒索。
因此，如果中國企業希望其產品和特有稀缺資源獲得較高的定價，就必須有足夠的流動性。令人遺憾的是，當前中國制造企業的資金日益緊張，尤其是作為中國制造業中堅力量的廣大中小企業，其流動資金只能依靠民間借貸甚至高利貸，承受著巨大的資金短缺壓力。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市場和中國企業在定價權博弈中完全處于不對等狀況。面對西方產業巨頭與金融資本“連體嬰兒”般結合而成的跨國企業，孤軍奮戰的中國企業很難在全球定價權博弈中取勝。
發揮央行儲備的資源價格調控力量
基于央行是一國流動性的根本保障，世界商品定價權博弈背后都有各國央行的力量。在中國企業和中國市場博弈定價權的過程中，央行需要發揮好自己的關鍵作用。
在當前反通脹的背景下，央行應當改革中國的儲備體系，把貨幣發行與資源資產的儲備結合起來，讓中國的貨幣成為一定的資源本位貨幣，這樣才有利于保持貨幣幣值穩定的問題，把儲備外匯發行貨幣變成儲備資源發行貨幣。當然，對于中國的資源儲備，國家有專門的儲備部門管理，但是這樣的儲備與央行操作的儲備性質不同，央行操作儲備有其他儲備部門所不具備的兩大優勢：
其一，央行操作儲備，沒有儲備的財務成本。央行通過印鈔儲備資源，其他儲備機構則需承擔儲備物資的利息成本。比如，各級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中心，如果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儲備土地三年，這三年的利息就占儲備價值的20％，也即三年后賣地必然要貴20％。
其二，央行操作儲備，會起到貨幣投放與貨幣回籠的效果。也就是說，央行收購以進行儲備，就是發鈔過程；而央行以儲備平抑物價，就是直接的貨幣回籠。而其他儲備部門出售儲備物資，所得款項還是存儲在商業銀行，還是金融體系內的貨幣。相反，央行出售得到貨幣以后，這些貨幣就不再流通，不是流通體系內的貨幣了。
因此，以儲備作為本位，對于貨幣的穩定起著關鍵作用。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建立的以外匯儲備為本位的貨幣管理政策，對解決當年我國匯率頻受攻擊、黑市交易猖獗、穩定人民幣匯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是時過境遷，當時的外匯儲備短缺變成了當前外匯儲備過剩，我國貨幣政策越來越受美聯儲金融政策和美元匯率政策的影響，導致目前央行以外匯儲備為本位的貨幣管理政策面臨巨大挑戰和改革壓力。
現在，具體到定價權問題上，中國應該逐步考慮建立以中國優勢資源或稀缺資源為儲備的貨幣本位，才能真正保障中國金融體系的自主和安全。比如稀土，中國控制大部分資源，且稀土沒有劇毒宜于長期儲備，可以通過儲備把價格調整到合理水平；再比如糧食，以糧食為本位可以保障中國的民生不受貨幣貶值的影響，而中國糧食能夠自給正是糧食作為本位貨幣參照的關鍵因素。
其實，對中國而言，目前最適合作為貨幣本位的儲備資源是土地。西方國家貨幣本位最初之所以是金本位而不是土地本位，原因就是掌握金融大權的猶太商人群體不被允許擁有土地，他們只能以黃金為本位提升其所擁有的大量黃金的價值。
當前，中國土地國有，如果將土地使用權和保障房作為央行儲備，加權平均地價成為貨幣本位的關鍵好處就是立即控制了房價，同時提供了保障房建設的資金來源，央行印鈔建設保障房是直接在通脹中讓老百姓優先取得貨幣、惠及廣泛的民生政策。現在，房價不計算在CPI和PPI之中，實際上已經成為了通脹和過剩貨幣的出口。而央行以土地儲備回籠貨幣可以很好地平抑房價。
當然，歷史上沒有使用土地和房屋作為貨幣本位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土地的價值千差萬別且難以統一。但是，現在信息技術發展已經完全可以通過大數據計算生成房價和土地指數。以土地和房產指數作為貨幣本位，央行再持有巨大的土地儲備，房價相對于中國貨幣就必然保持穩定。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和融資平臺，是中國新增貸款的主要來源，也是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如果使得這些土地儲備國家化的同時，由央行操作與貨幣政策聯動，對于中國對抗通脹尤其是房價上漲所帶動的通脹，意義巨大。
以國家征稅權博弈國際定價權
現在，中國稅收增長遠快于GDP增長，西方輿論將攻擊的矛頭直指政府稅收過重。然而，這種指責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在全球生產鏈中為跨國公司“打工”的地位，和高稅收更多指向跨國資本的現實。
作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的中國，今年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中國已成為當今全球產業和國際貿易鏈條當中的關鍵一環。中國為全世界提供制造業服務，而西方國家使用中國制造的產品，就要為中國制造業成本埋單。如果中國制造業的成本低，那就是在以本國的勞動力、資源和環境來補貼全世界。
比如，一定程度上，以“民生”名義指責中國電價調整的輿論，實質上維護了中國低電價保障全球以較低成本進口中國高耗能產品的不合理現象；以“民生”名義指責中國收費公路的輿論，沒有考慮到中國收費公路通行里程最多的區域集中在外向型經濟區，這些公路的收費會轉移成為出口產品的成本，需要全球埋單。如果以稅收支持公路免費，就是用稅款補貼出口產品，也就是用中國納稅人的錢補貼全世界。
中國的稅收，并非完全來自對中國GDP的征收，事實上很多稅收來自對外國GDP的征收。比如出口的玩具，外國企業賺取3美元而中國企業賺取2美分。但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生產的各種服務費用的營業稅必須繳納；中國來料加工的人工費用也要繳納增值稅；雖然有出口退稅，但是很多出口是當初進口的原材料加工而成。如果這些原材料不是廠商自身一對一地進口，而是在中國不同配套廠家之間加工轉一圈，進口時的增值稅也很難退。
另外，雖然中國以符合WTO承諾降低了關稅，但是進口環節17％的增值稅，外國資本是不得不繳納的。而且，國內的增值稅有進項抵扣，進口的產品則不能抵扣。比如，外國向中國出口鐵礦石需要繳納17％的增值稅，再把鐵礦石煉成鋼、制造出產品出口的退稅率約為13％，于是就產生出4％的稅額。這個稅額是對沒有抵扣的鐵礦石價格而言，而沒有抵扣的4％的稅可能比有抵扣的17％的增值稅還要多。因為這4％的稅，是對鐵礦石出口國的GDP征收而來。
繼續以鐵礦石為例，進口的鐵礦石最終售價與國內鐵礦石相同，但是國內鐵礦石的增值稅有抵扣而進口鐵礦石沒有抵扣。國內鐵礦石是對國內GDP征稅，而進口鐵礦石的征稅對象就是外國GDP。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后，在中國過手的外國GDP會越來越多，甚至超過中國自身GDP也有可能。
實際上，成為“世界工廠”后，中國政府在制造和流通環節的征稅能力，也會向全球擴張而具備全球征稅能力。從中國制造業過手的財富比中國制造創造的財富還要多，這些過手的財富都可能成為被課稅的對象。西方資本可以通過所謂的定價權壓低中國企業的利潤和人工工資，但是它們無法壓低中國政府通過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的地位在世界市場范圍內建立起來的征稅能力。
一定意義上講，這實質就是強勢政府的征稅能力與金融資本全球定價能力的博弈。在中國制造業取得全球競爭能力成為世界工廠以后，這個征稅能力對抗的是全球資本的定價能力。定價能力的背后是具有霸權地位貨幣的發行能力。而中國政府的征稅，恰恰是對抗某些國家印鈔式的不負責任“量化寬松”和對抗中國外匯貶值損失的有力手段。
近期，歐盟對航空公司征收碳排放稅，就經典地解讀了通過國家征稅權博弈國際定價權的奧妙所在。歐盟規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歐盟將對所有到達和飛離歐盟機場的航班征收超出配額的碳排放稅。中國共有33家航空公司在征收名單之內，據中國航空運輸協會初步測算，開征第一年，進出歐盟的中國航空公司將因此增加總成本8億元人民幣，并且這一數字會逐年遞增至2020年的30億元，此間9年累計支出約176億元。而這個碳排放稅也是針對外國GDP所征收。
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內市場
無論是央行儲備對資源價格的調控能力，還是財稅部門全球征稅權的有效運用，中國博弈世界定價權的關鍵還在于國內市場。世界金融“制高點”長期以來被西方發達國家所占據，其可以通過全球政治經濟軍事霸權建立起來的金融優勢，控制世界商品和服務市場價格以保障其既得利益格局。
對于中國而言，只有通過“世界工廠”的制造業優勢，努力將征稅權延伸向全球范圍，抑制不合理的世界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定價規則。而這種期望和能力的實現，直接決定于中國市場將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全球市場。
以鐵礦石定價機制為例，當初世界三大礦商尋求指數型定價的新定價規則。事實上，指數型定價并非某些分析所說的那樣可怕，關鍵是采取怎樣的指數，都要讓這個指數基于中國市場。中國的鐵礦石交易量遠遠大于世界貿易水平，如果能夠建立基于中國市場的鐵礦石價格規則，監管和征稅的權力就可以操之在我。目前，三大礦商都加入了中國鋼協建立中國鐵礦石現貨交易機制。如果它們進行價格同盟操作，完全可以對其進行反壟斷調查。這種具有司法管轄權的征稅權，其威力遠勝于資源巨頭的定價權，也更加有賴于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內市場的建設。
為此，中國市場內部的產業集中度就非常關鍵。無論是產品、資源和服務的進口還是出口，只有建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內產業集中度，才能形成世界級的交易平臺，才能建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國市場。因此，在未來爭奪國際定價權的長期博弈中，中國在國內建設、控制和監管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市場，遠比在外國成熟市場上博弈具備更強的優勢和可行性。
在這里，要慎重分析產業集中度帶來的壟斷行為。首先，從現實歷史考察，西方產業和金融壟斷企業，并非由所謂市場競爭自然產生，其壟斷優勢建立充滿了國家政治軍事強權上百年的支持，也體現了國家意志的決心，更是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結果；其次，簡單指責中國央企為提高產業集中度而進行的改革為壟斷行為，是混淆了建設國家產業競爭實力和基于損害國內消費者利益壟斷行為之間的不同。
以石油企業為例，中國石油企業的暴利，根本的問題在于把國家的石油無償變成了企業所有。一定程度上，三大國有石油企業在經營業務上有意無意地讓企業利益超越了國家利益和其國企性質原本應該體現出的國民利益，尤其在以油價為代表的石油利益分配上損害了國內廣大普通消費者利益和國家利益。
如果相關部門能夠在充分考慮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公開透明地改善目前體現在利益分配問題上的石油定價機制和成品油價格調整機制，用嚴厲的制度約束企業利益膨脹，通過體現國民利益和國家意志的產業集中度提高，相反可能更有助于國內消費者享受到合理公正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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