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經濟制裁的選擇與原則
中日兩國釣魚島主權之爭大幅度升級已經將經貿戰推上了決策者和民眾們選擇的前臺，鑒于中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是日本名列前茅的重要貿易伙伴，是日本眾多支柱產業走出困境所能期望的最佳合作伙伴，日本在中國對外經貿中所占份額相對較低且有日趨下降之勢，中國在日本對外經貿中所占份額則相對較高且呈上升之勢，日本又是一個經濟高度外向且正苦于振興乏力的國家，我國有能力讓日本在經貿戰中付出較大代價。但鑒于日本目前經濟發展水平仍然高于我國，而且在東北亞中、美、俄、日四大國對峙的格局中，任何兩方關系的極度惡化和破裂都會向另外兩方提供可乘之機，在實施對日經濟制裁時，我們需要全面考慮、設計制裁的原則、目標、終結、領域、方式，以便實現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同時避免出現事與愿違的結果。
1、中國對日經濟制裁的基礎
可以確定的是，假如經貿戰最終成為我們不得不做出的抉擇，中國有能力通過貿易制裁給予日本較大損害，而使自己付出的代價小于令日本受到的損害。這是因為中日雙邊貿易在兩國各自貿易總額中所占份額已有明顯差異，日本對中日貿易依存度成倍高于中國對中日貿易依存度。從貨物貿易總體而言，日本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份額趨向下降。1993—2003年間，日本一直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但于2004年被歐盟、美國超越，后來又落到東盟之后。2002年，中國對日貿易1019億美元，占當年外貿總額6208億美元的16.4%；對日出口484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3256億美元的14.9%；自日進口535億美元，占當年進口總額2952億美元的18.1%。2011年，中國對日貿易3429億美元，占當年外貿總額36421億美元的9.4%；對日出口1483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18986億美元的7.8%；自日進口1946億美元，占當年進口總額17435億美元的11.2%。相反，2011年日本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分別為8227億美元、8543億美元，按日方統計數據，對華出口已占其出口總額的19.7%；按中國海關統計數據計算，自日本進口已占當年日本出口總額的23.7%，對日出口則占當年日本進口總額的17.4%。這樣一種不對稱的依存度，且中國對日出口少于自日本進口，決定了中國有能力在兩敗俱傷的經貿戰中讓日本付出更大代價。
同時，如果在對華直接投資中受阻，正經歷著艱難轉型升級和重新布局的日本產業生存發展前景將受到較大損害。本來，生產成本和技術革新的變化已經使得曾經是日本制造業驕傲的家電等產業陷入全行業虧損的窘境，需要通過轉型升級和向海外重新布局來擺脫困境；而在承接日本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方面，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作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在國內市場規模、人力資源、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配套等方面的優勢不是其它熱門新興市場和大多數發達國家所能比擬的。進一步地，作為一個在大國之中經濟增長率、進口增長率最高且宏觀經濟穩定性數一數二的國家，絕大多數志在稱雄全球市場的產業或企業，如果不能打入中國這樣一個高成長大市場，就必然意味著其占據全球行業前列的夢想破滅。關于這一點，看看康師傅和旺旺如何通過早早投資大陸而躍居臺灣島內食品行業前列，看看雪孚集團等德國老牌工程機械廠商如何因為1990年代與中國企業合資失敗而在10余年后的今天淪為中國工程機械企業收購的標的，就不難理解。
同時，經過去年的破壞性地震和由此而來的客戶、市場份額等損失，許多此前不愿意向中國轉移生產的日本技術、資本密集型企業也已經不得不考慮至少向海外轉移一部分生產能力，他們越發難以承受被中國這個數一數二的投資地點拒之門外的代價。
在實踐中，中國對日本發起的經濟制裁已經給日本造成過重大殺傷，從而迫使對方自律。在2001年“大蔥之戰”中，由于日本單方面對中國大蔥實施緊急出口限制，中國宣布對日本汽車、手機等機電產品進口加征100%報復性關稅，就導致日本相關產業陣腳大亂，日本著名工程機械廠商加藤公司此前從未裁員，在那次制裁中也不得不突破了這道底線，該公司與廈工集團醞釀中的合資也宣告泡湯。
2、中國對日經濟制裁領域的選擇
一般而言，作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出口大國、進口大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大國和迅猛崛起的對外投資大國，我們在選擇對外經濟制裁時可以從貨物貿易進口、貨物貿易出口、服務貿易進口、服務貿易出口、外資市場準入、對外融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等多個方面選擇。根據中日兩國各自的比較優勢，在選擇對日經濟制裁的領域時，我們主要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貨物貿易進口。進口能力就是權力；一般而言，一國作為最終消費者進口的數量越大，該國由此掌握的對出口國的潛在影響力也就越大，因為出口國企業和政府為了保住這個重要市場，往往會不得不接受進口國的游戲規則，有時甚至會不得不接受與本國法律抵觸的進口國司法制裁。關于這一點，我們在前兩年美國市場上的“豐田質量風波”中已經見識得非常充分。正因為如此，鑒于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進口大國，近10年來進口年均增幅高達全球進口年均增幅的兩倍多，持續的經常項目收支順差和全世界最高的外匯儲備又賦予中國可持續的巨大進口能力，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國家寄希望于對華出口，我國通過進口渠道影響其它國家的能力正在日益增強。鑒于中國是日本名列前茅的大出口市場，2011年中國自日本進口高達1946億美元，即使按日方統計數據，當年對華出口也已占其出口總額的19.7%；因此，抵制日貨進口、特別是有選擇地抵制親極右勢力的日本企業產品，能夠對日本造成較大殺傷。
但這種抵制主要應當集中于日本消費品，特別是有選擇地抵制其控股股東、高管反華親極右勢力的日本企業產品，不宜盲目抵制日本中間投入品和生產設備，除非國內和國際市場上有合適的替代貨源，以免誤傷我們自身。同時，有些可以訴諸民間自發的抵制，而無需訴諸政府明令制裁。
貨物貿易出口。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可做的不多，因為我們對日出口絕大多數產品可替代性較高，限制對日出口等于是向競爭對手拱手讓出市場，給正經歷出口困境的企業火上澆油。在2011年對日出口總額1483億美元中，最大的四個項目依次是：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附件，540億美元；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263億美元；賤金屬及其制品，102億美元；雜項制品，79億美元。稀土這樣中國控制國際市場較大份額的戰略資源是最合適的限制對日出口產品，在其它產品方面的限制不太合適。
服務貿易。最合適的突破口是減少赴日旅游。我國出境旅游增長極為迅猛，備受各國重視。2006—2011年間，我國居民出境人數從3452.4萬人次上升至7025萬人次，其中因私出境人數從2879.9萬人次上升至6412萬人次；[②]在《2011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旅游服務支出已從上年的548.80億美元猛增至725.85億美元。減少赴日旅游，對日本旅游及相關產業打擊較大。
外商直接投資。抵制期間，中國企業在選擇合資伙伴時，同等條件下優先選擇非日本合作伙伴。但除非中日矛盾極度激化，否則政府不宜直接明令對日資實施額外的市場準入限制。
3、中國對日經濟制裁的節制
中國無疑應當堅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但無論我們多么期望與別國和睦相處，我們都必須牢記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不充滿友愛，矛盾、沖突乃至戰爭是這個世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能戰方能言和，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斗爭的準備和勇氣，而經濟制裁手段無論如何比真槍實彈的戰爭溫和得多。在這類爭端決策中，中國無需顧忌什么“世貿規則”之類而自我束縛（盡管我們應該而且可以利用“世貿規則”之類的旗號以占據“道義制高點”和話語權力），因為在這種問題上世貿規則基本上沒有用處。世貿規則是為和平相處的國家間調整經貿關系用的，對于敵對的國家間關系，世貿規則就只不過是空氣。我們永遠都應該尊重、平等對待一切愿意與我國和睦相處的國家及其國民，但作為大國國民，我們需要記住，在現實生活中主導制定國際規則的是大國，而不是相反。
盡管如此，中國仍然需要時刻清醒地牢記，無論我們經濟發展到了何等水平，我們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資源都是有限的，必須用在效益最大的地方，容不得浪費，而且必須防備始料不及的副作用，因此，盡管我們應該積極思考、探索如何運用經濟制裁手段，但我們不能濫用這一工具。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汲取美國教訓。美國是20世紀以來全世界使用包括出口管制在內經濟制裁手段最多的國家。在1914—1990年間的116起國際經濟制裁中，美國主導的就有77起；在冷戰結束后至2007年新增的80多起制裁案例中，美國參與的就超過60起，涉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本來，戰爭和軍事政治集團對峙期間才是經濟制裁的高發期，但冷戰結束后短短16年時間，新增制裁案例就達到1914—1990年76年間國際經濟制裁案例的大約七成，美國在此期間發起和參與的經濟制裁案例更高達1914—1990年間的近八成，而且1914—1990年間還經歷了席卷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濫用貿易制裁工具令美國蒙受了多方面損失，不僅冷戰后經濟制裁頻發與西方標榜的“民主自由的勝利”背道而馳，把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打成經濟制裁受害者更嚴重違反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嚴重損害美國自我標榜的道義形象“軟實力”，而且實質上將美國自己放逐于許多有利可圖的市場之外。
有鑒于此，我們只能在充分考慮以下原則問題的基礎上有節制地運用這一工具：
第一，確定最終目標。就對日爭端而言，我們要考慮的是，我們現在若拿日本開刀，要實現什么目的？事情做到哪一步截止？
第二，防止制裁推動對華現實、潛在的敵對國家抱團結盟遏制我國，特別是要防止斗爭和制裁成為霸權國家直接干預和組織反華統一戰線的契機。就對日爭端而言，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確保拿日本開刀后起到威懾作用，又不至于推動周邊國家投向美國懷抱？
第三，防止制裁和斗爭成為霸權國家直接軍事干涉的契機。就對日爭端而言，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確保美國不直接干預相關爭端？畢竟，世界第一、第二大國在沒有直接領土爭端的情況下貿然兵戎相見，不僅是對兩國本國不負責任，也是對世界不負責任。
第四，怎樣把握分寸，保證我們適度運用經濟手段震懾對手而又不至于對國際經貿秩序造成太大沖擊，保證中國經濟制裁對國際經貿秩序的一時擾動能夠換來時間長得多的穩定，保證別國對華經貿不確定性不至于升高，保證我們絕大多數貿易伙伴仍然愿意對華貿易？
例如，如果我們選擇使用稀土武器，我們就必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目前在稀土市場上的控制力存在重大弱點。中國稀土資源儲量不足全球40%，倘若不能整合海外資源，我們本意旨在抬高價格、提高稀土產業收益的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將是為人作嫁，幫助別國稀土上游產業重獲生機。君不見近年中國限制稀土出口之后中國境外已有逾200個稀土項目計劃開采？更大的風險是我們過度提高稀土價格、過多地使用稀土制裁武器，必然會激勵別國開發稀土替代產品。須知中國1972年之所以下定決心實施稀土分離提純技術攻關，關鍵原因之一就是美國鉬公司、日本稀土分離企業、法國羅地亞公司等西方壟斷企業索取驚人高價；結果是以徐光憲領軍的中國科學家在不太長的時間里便開發出了世界最先進的稀土回流串級萃取體系，徹底淘汰了西方壟斷者那種耗時長、產量低、分離系數低、無法連續生產的生產工藝，中國藉此徹底擺脫了出口稀土原礦的處境，低成本生產的單一高純度稀土橫掃世界市場，國際單一稀土價格下降30%至40%，美國鉬公司、日本稀土分離企業、法國羅地亞公司等長期壟斷世界稀土市場的西方企業在這場“中國沖擊”（China Impact）下紛紛減產、停產、破產，或尋求同中國技術合作，中國終于實現了稀土資源大國向稀土生產大國、稀土出口大國的飛躍，徐光憲因此被稱為“稀土界袁隆平”。今天，我們不要重蹈當年美國鉬公司、日本稀土分離企業、法國羅地亞公司等西方壟斷企業的覆轍；俄羅斯多次使用天然氣武器，也刺激了歐洲國家尋求新氣源和鋪設新天然氣管道。除了加緊整合海外稀土資源外，如果選擇動用稀土武器，務必對其他貿易伙伴做好說明安撫工作，消除其疑慮。
第五，如何把握分寸，保證我們的經濟制裁對我國自身經濟運行干擾最小化？具體到中日經貿中，日本對華出口以中間投入品和生產設備居多；而且，由于日本在全球先進制造業領域占據著關鍵中間投入品和生產設備主要供應者的關鍵地位，這種地位在汽車、電子等產業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從日本進口的大部分產品并不容易找到替代貨源，不少產品甚至目前完全沒有替代貨源。去年日本大地震之所以在全球電子市場引發重大震蕩，根源就在于此。在這種情況下，抵制這部分進口日貨，必然讓我們自己的產業、自己的出口、自己的就業蒙受重創。只有在我國上述先進制造業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在這些領域抵制日貨才不會損害我們自己，反而助力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就總體而言，中國制造業和出口的成就，相當一部分要歸功于深深嵌入了“日本核心元件—中國組成加工成品—全球市場銷售”這樣一條國際產業分工鏈條，其結果是中國大量進口日本高技術產品、上游中間產品和設備，以滿足國內市場和出口生產之需，形成了中國大陸對美歐貿易巨額順差，對日本、韓國、臺灣省和一些原料、能源輸出國逆差的格局，其中日本、韓國、臺灣省已經連續多年分別包攬中國大陸貨物貿易逆差來源前三名。同時，在全球新一輪產業轉移和中國產業升級浪潮中，中國以良好人力資源、完整產業體系、優良基礎設施、較高政治和宏觀經濟穩定性而成為新興產業投資熱點，成為海外先進制造業轉移的優先選擇；倘若盲目抵制日本或其它國家貨物，完全有可能損害跨國產業鏈條正常運行，提高中國先進制造業生產經營不確定性，令先進制造業對中國的轉移卻步不前，進而傷害中國自己持續發展的潛力。我們要積極探索運用經濟手段打擊敵對勢力，但不能愚蠢地選擇自傷；我們要認識到自己力量的增長，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力量的弱點，更不能把力量增長未來的前景當成當下的現實。
總的說來，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中，熾烈的愛國熱情與冷靜到冷酷地步的理智盤算缺一不可，旨在維護領土主權的斗爭尤其需要把握分寸，以免造成的結果與我們的期望適得其反。我們需要提防的是有能力也有意愿損害我國的國家，而不是曾經損害過我國的國家；而從當前情況來看，有能力對我國造成致命損害的顯然不是日本，而是另有別國。同時，中日兩國經濟社會基本面決定了兩國綜合國力發展趨勢更有利于中國，只要我們能保持國內政治穩定，時間就站在我們一邊。我們要力爭選擇對我們最有利的時機，而不能由于沖動而落入別人的圈套，被迫選擇不利的時機。
同時，我們還需要關注，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蒂文斯慘死是否會引發美國調整對阿拉伯之春的政策，是否會導致美國重新評估其全球軍事外交布局、進而收縮在東亞的布局以集中力量對付中東等地極端主義勢力？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中日之爭肯定降溫，甚至可能出現戲劇性急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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