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東北有色金屬高峰論壇報道
新聞導讀： 編者：在我國的儲備資產中，貨幣黃金該占多少比重？黃金礦業該為黃金儲備作出怎樣的貢獻？黃金工業又將如何對外開放？面對國際黃金價格高漲的局面和錯綜復雜的國際金融形勢，我國金融資產價值與結構問題顯得愈加突出。帶著這些問題，由國內權威人士組成的“黃金礦業資本化與我國黃金儲備對策”課題組，經過實地考察和調研，提出了他們的考察報告和建議，現將他們的成果擇要刊登，以供讀者參考。
國際金價登上1000美元/盎司后的繼續上升預期，以及對我國儲備資產構成及外匯儲備的收益和安全問題的關注，將我國黃金工業推向了一個敏感的位置。
2009年9月12日，國際黃金價格歷史上第三次突破了1000美元/盎司大關。此時，有人預言，再過一年金價可能升至1500-1600美元/盎司，也有人相信，2006年時預測的3500美元/盎司的黃金“天價”很可能成為現實。
伴隨著“美元崩潰論”不斷泛起，今年以來，美元匯率與黃金價格的反向走勢非常明顯，美元指數跌進了76區間，黃金價格則躍上1000美元新高，黃金進一步閃耀出貴金屬的特殊屬性：人們繼續將它當作抵御通脹風險、尋求資產保值以及規避政治風險的投資工具，黃金的非貨幣化沒有妨礙它繼續發揮應有的金融功能。
這恰好發生在國際金融危機一周年之際。
9月25日在美國匹茲堡舉行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三次金融峰會，胡錦濤主席在講話中對國際貨幣體系失衡及改革國際金融體系表明了我國政府的極大關注。盡管峰會并不涉及儲備貨幣改革等具體問題，但有關金融安全的關切已經提高到了最高的層次。
事實上，如何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構建多元化的儲備資產結構、謀求外匯儲備的安全和收益，已經引起了國內上下各階層的討論。
在這一重大戰略變革中，我國的黃金勘探和開采能為此作何貢獻？我國黃金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怎樣的政策調整和金融市場基礎建設？通過對國內外黃金礦產開發利用和礦業資本市場的調研和討論，我們將對此作出解答。
增加虛擬黃金儲備 為人民幣自由兌換和國際化夯實基礎
學界一般認為，一年多以前發端于美國的金融風暴，充分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一些金融特權國家金融監管的缺失，以及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信用危機、歷史局限和系統性風險。這些現存問題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金融失衡的重要誘因。
由于“特里芬難題”的存在，單一儲備貨幣難以解決其國際收支平衡、幣值穩定與向國際金融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的矛盾。因此，改革成為必然。綜合來看，目前國內外對于貨幣體系變革方向的論述可歸結為以下三種選擇：
1、重建一種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正如我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今年3月撰文所提出的，確立一種在特別提款權(SDR)基礎上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在今年6月的聯合國會議上也提出了建立“全球儲備貨幣”的設想。不過，這項工程顯然需要各國政治家的非凡遠見和勇氣，以及持續的、強大的政治動員，更為重要的是相關經濟實力和發展潮流的支持。這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其遠景30年仍難預料。核心因素是貨幣信用的建立和貨幣基礎實力的形成不是理想化的建議，而需要現實的基礎和實踐，但是當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乃新興市場國家無論經濟實力、經濟基礎、金融經驗、金融戰略、國家信譽和國際水平等都具有巨大差異，表面化的競爭對比并不能解決貨幣均衡和貨幣競爭。
2、幾種貨幣成為主導性儲備貨幣，相互制衡。如形成“美元區”、歐元區和“亞元區”(或“人民幣區”)。其中，人民幣逐步由周邊化、區域化向國際化過渡。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目前來看并不大，歐元的問題將挫傷其影響擴散進程，且不利于區域化貨幣的形成和延展。其內部分合艱難，協調復雜。人民幣走向國際會繼續推進，但人民幣的信譽尚不足以確認人民幣區域和國際的短期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不是表面價格與國際接受問題，而是市場水平與控制能力和認可能力問題。
3、美元自我革新。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發行、供給等受到明確規則的約束，美元將與黃金存在一種掛鉤關系，未來將形成組合效應，美元地位借助黃金繼續得以維持、強化和穩固，反之黃金將輔助美元得到進一步施展和強化美元霸權的根基，美元危機與美元崩潰論評估為時尚早，且潛藏國家戰略和國家利益。美元持續性和穩定性的這種可能性出現的概率較大。
增加一定數量黃金儲備也是外匯資金多元化投資策略
任何一種方向都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甚至較為漫長。
就目前而言，我國外匯儲備在考慮安全、流動、增值等原則前提下，其多元化投資已顯得日益迫切。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到今年6月底，我國擁有外匯儲備21316億美元，居全球之冠。其中，我國持有美國國債約8005億美元，也居各國之首。
觀察人士以“燙手的山芋”來形容我國現今的巨額外匯儲備。盡管上述數據未必反映我國外匯儲備的真實構成，但可以肯定，由于我國較大部分儲備投資于美元資產，美元匯率的任何波動都將對我國外匯儲備的價值和購買力產生顯著影響。這一狀況的形成有美國國債市場巨大、流動性極佳，而我國經常項目、資本項目持續多年雙順差的原因，也頗有些無奈。
改變投資組合結構是現實的出路。增持原油、礦產等戰略性資源，增持歐元區資產、部分優質企業債券、股權等都是可行的選擇。
我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CIC，以下簡稱中投公司)已開始這方面的嘗試。今年以來，中投公司一改以往的金融資產投資，出資17.4億加元(約15億美元)收購加拿大最大的煤炭生產商泰克資源(Teck Resources Ltd.)約17%的B類股票；以約8.5億美元入股新加坡上市的國際農產品、工業品和礦產品大型供應商來寶集團(Noble Group)，以19億美元投資印尼煤炭企業布米資源(PT Bumi Resources)的債務工具。
我們認為，增加一定數量的黃金儲備也應是外匯資金多元化投資策略的一部分。其意義在于它將對今后人民幣資本項下自由兌換和走向國際化提供一種隱性兌換擔保，賦予外匯儲備結構適度的合理化調整和價值保護，分散國家金融資產風險。
據央行副行長胡曉煉今年4月透露，我國現有官方黃金儲備1054億噸，居世界第五位。不過，我國黃金儲備在整個儲備資產中所占的比例仍很低。據世界黃金協會(World Gold Council)今年9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IFS)數據推算，美國現有黃金儲備8133.5噸，占其所有官方儲備資產的77.4%，歐元區作為整體這一比例為59.7%，而我國的比例僅為1.9%。
盡管有人認為黃金凌駕于世界各國央行的信譽體系之上恐難成真，也有人對黃金這種特殊貴金屬的金融屬性的強度存有疑惑，但我們認為，面對此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空前的流動性，以及美元匯率不太樂觀的長期趨勢，發現更多的黃金地質資源量，即使我們并不馬上開采，我國將擁有更多的虛擬儲備資產。這既有資產保值的考量，也有助于維護人民幣的國際認同和競爭力。
發展國內黃金礦業，增加黃金虛擬儲量和產量，儲金于國、儲金于民，這樣的策略只做不說，便不會導致金價飆升、美元快速貶值，不會影響現有儲備資產價值。
利用資金和技術發展黃金礦業
與歷史比較，現今的我國黃金行業進步良多：產量穩步增加，效益提高。2008年全國產金282噸，今年1-7月產金超過172噸，同比增長13.35%；市場需求上升；采礦及選冶技術水平提升；中國黃金、山東黃金、山東招金、紫金礦業、靈寶股份等一批大型黃金企業涌現，打破行業“小而散”格局已經破題；境外礦產開發漸有擴大。
但我國黃金業發展專項規劃和產業發展政策至今仍議而未決，似乎反映了這一行業的特殊境遇及存在的眾多障礙和問題：與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相比，黃金礦山資源難以為繼、儲備不足，新發現的大型礦少；礦業體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地區分割、行業分割，資源整合力度弱，政府投資偏重，缺乏市場化籌措資金的機制；產業集中度低、資源綜合利用水平低。目前黃金開采企業數量仍有700家左右，小企業居多；礦業權(探礦權和采礦權)轉讓交易流于簡單的“招拍掛”形式，出現圈而不探、包裝炒作、以采代探等現象。
現在，增強我國黃金礦產資源保障能力，正面臨國際金價高企、社會資金投資意愿強烈、體制機制期待創新突破的有利時機。因此，我們有條件在對重要資源保護性開采的前提下，利用國內國外資金提升黃金礦產勘探、開采、冶煉的整體水平和效益。
具體做法可以包括：
1、 實行更加有效的開發機制，適度開放黃金勘探開采
據統計，武警黃金部隊組建30年來共探獲1800多噸黃金資源儲量。地質專家認為，我國黃金地質勘探潛力在15000-20000噸之間。這就是說，我國黃金資源的勘探開發潛力依然很大，其未來前景取決于采用什么樣的開發機制和管理政策，是沿襲、改良還是開放。
在黃金業的開發、開放方面，我國曾經邁開大步，進行過有益的嘗試并積累了經驗。2002年，中國發布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把低品位、難選冶金礦的開采、選礦、冶煉列為鼓勵外商合資、合作類，其它黃金礦業開發作為允許類，吸引許多海外風險勘探公司進入中國。盡管當時相關配套措施缺乏，開放范圍有限，地方政府積極性并不太高，但據不完全統計，有約40家國際風險勘探公司(在華工作一年以上)在中國投資數億美元，五年時間內發現了超過1000噸黃金地質儲量。其中大部分為可靠的資源量。
有效的黃金勘探開發體制，應當包含市場的適度開放，這有利于我國抓住良好時機，加快黃金業發展，增加資源儲量，也利于吸取國際先進技術和經驗，推動國內地質找礦改革。當然，國家整體的黃金資源儲量及開發策略，仍將作為事關國家金融及產業政策的一部分而須統一歸口管理。
2、以生態、環境、安全等和諧發展標準取代礦產開發的地區分割和“唯身份論”，以技術優勢占據資源儲備主動權
2007年重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貴金屬(金、銀、鉑族)勘查、開采列入了限制外商投資類。業內人士稱，其原因是開放中各地引進了較多的小公司，勘探、開采實力較弱，政府管理也跟不上。
事實上，這種現象可以通過提高行業準入門檻來改變，而無需完全關閉探礦權、采礦權的開放大門。資本規模、開采選冶技術、行業經驗等都可作為硬性標準，而更長遠的標準應當是環境、生態、安全及社區的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以此可取代礦產開發的地區分割和對開發者身份的限制或指認。
位于貴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貞豐縣的錦豐金礦被認為是中外聯合開發的成功案例，也是我們課題選擇的考察項目。而經過實地勘察與論證，我們認為這種模式有利于我國資源開發，有利于我國資源儲備，有利于我國礦業機制效率，有利于我國企業發展，有利于我國國際合作。
自2003年成立以來，這家中外合作企業每年為我國增加百萬盎司(30噸)黃金資源量，年鉆尺9萬米。公司按照發達國家采礦標準，采用對環境友好的先進工藝技術——浮選金精礦細菌氧化技術，總回收率達到82%-84%。安全、社區、環保的價值理念在公司得到較好的實踐。目前，其外方投資者澳華黃金有限公司為我國金屬礦業行業投資最多的國際礦業公司，累計投資額已超10億美元。
3、創新礦業體制機制向產業資本化進軍，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突破，強化產業金融構架形成的高效機制
現在，國內眾多的地質勘察單位還在延續“戴事業帽子、走企業路子”的運營方式，突破這種過渡性措施，亟待體制機制的創新和改革。建立統一規范的礦業權市場，建立礦產風險勘探機制及礦業資本市場是根本出路。
目前，國內礦業權轉讓交易以“招拍掛”形式在各地盛行，參與者有國有產權交易所、國土資源系統的交易中心、礦業網站及民營拍賣公司等，缺乏行業的統一規范和管理。
在礦產資源勘探方面，以往以國有資金為先導，受到投入方式單一、力量不足的限制，發展速度較慢。據統計，目前中央和各省級地勘基金已相繼設立，總規模約130億元，而今年5月剛成立的中國首只礦業私募投資基金——中礦聯合基金，其募集目標即達100億元。目前它已在國外投資了美國KDX金礦等四個項目。
礦業小而散的生產格局，必然造成礦產資源的惡性競爭和破壞性開采，造成資源浪費，而且，由于小型開發商的生產信息不透明，各地政府常行包稅管理之下策，容易造成企業短期行為，最后政府可能背負生態恢復、環境治理、安全事故等“遺留債務”。
引入行業競爭機制，提高行業集中度，引入私募基金、產業基金，建立礦業資本市場，以上市公眾公司的行業規范和透明交易，可望給我國黃金業帶來變革。我國黃金企業中，中金黃金、山東黃金、招金礦業、紫金礦業、靈寶黃金等公司均已在內地或香港上市，上海和深圳兩地股市也形成了擁有40多家上市公司的有色金屬板塊。
在幅員遼闊、礦產資源分布分散、中低品位礦產居多的中國探索建立礦產風險勘探機制和礦業資本市場，具有現實意義和經濟價值。它不僅可成為我國企業融資、并購，進行資本運作的平臺，還可吸引國際礦業公司在此上市，釋放人民幣的投資功能。
礦業大國加拿大被認為擁有全球最發達、最成功的礦業資本市場，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主板和創業板現在匯聚了1400余家礦業公司，包括初級勘探公司、中級礦業公司及高級多元化公司，占全球上市礦業公司的一半以上。僅其創業板(TSX-V)就有1070多家礦業公司，總市值約87億加元。多倫多交易所不僅是各國企業融資的場所，也幫助它們了解礦業信息、同業運營，或發現潛在并購對象，成為資本運作的綜合平臺和國際化經營的跳板。此外，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等礦業資本市場也具相當規模。
我國的礦產開采總量居全球第二位。這些國際先進理念和技術對我國礦業、黃金業發展具有實際意義和推進，自我模式創新中的國際借鑒十分必要，也是高效合作和有利于自我的構架。國內黃金礦業企業家經過國內自我和國際合作的實踐后，頗有感觸地認為這種模式對國家和企業都是極其有益的，是值得研究和采納的。
4、以虛擬黃金儲備增強儲備資產調節靈活性，強化儲備結構多元化架構，適時和適量調整我國儲備觀念和規模
政府(地勘基金、國家投資)和市場(風險投資、資本市場)兩種機制的結合，將帶來良好的資源發現效果。前者主要起到引導作用，后者將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我國新增黃金地質資源的開發速度和力度，仍將受到國家產業發展政策、黃金金融屬性變化及產品價格波動等的影響，在這些因素之外，政府可以實行更具前瞻性的產業發展策略：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優先開發國外礦產資源，鼓勵企業優先開發國內低品位金礦，甚至探而不采，將探明的黃金資源量(虛擬黃金儲備)作為實物儲備的補充，因為黃金這一特殊礦產資源，以長周期觀察其價格呈上升趨勢。這樣，變地下死資源為活資源，相當于在一定價位上建立了外匯儲備的“黃金買入期權”。
礦業人士認為，如果在未來20年，我國再增加10000噸黃金地質儲量，建成50個大型黃金礦山，新增黃金產量500噸/年，則中國在應對未來的國際金融風暴中就占有了戰略防御的制高點。
“走出去”與“引進來”并行 主動出擊國際礦業資源市場
我國企業對海外金礦、鐵礦等礦產資源及能源的投資、并購已有時日，但一直磕磕絆絆，所交學費也不菲。如2004年中國五礦集團收購加拿大諾蘭達礦業公司(Noranda)、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石油公司優尼科，均告失利；最近，今年9月24日，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撤回對澳大利亞稀土礦業公司Lynas Corp的收購申請(原擬斥資2.52億澳元收購公司51.66%的股份)。
改變這種狀況，并不是簡單地給人家扣上保護主義的帽子就能勝出，而是我國需要進行政策平衡和機制變革，“走出去”與“引進來”并行不悖，同時，還須認清國際礦業市場的變化及投資對象國的慣例，并認識到資本的發言權有時會有局限性，手握外匯資金并不一定能買到資源。
保護政策培養不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礦業企業，因而，產業界、學術界及決策部門不能不意識到，在重要資源保護性開采前提下的適度開放，與我國企業海外并購、占領國際礦業市場，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通過礦業風險勘探機制吸引國內和國際資金，擴大我國礦業企業的資本化，允許境外礦業公司在中國內地股市融資、上市，形成更具規模的礦業板塊，這將會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強化人民幣的投資功能。
礦業界人士認為，當今國際礦產市場已由商業關系(商品貿易)發展到了資本關系(投資)，商品貿易提升到了金融交易，現貨擴展到了期貨，國內擴大到了國際。如果對市場的這些演變和其運行規則缺乏深入認識，我們還會繼續碰壁。
大型國企尋找海外礦產資源，其明顯的身份印記，即使不引起資源出讓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議會糾葛，也會在出讓方董事會產生國家意志、利益沖突之類的爭議。今年中鋁巨資入股力拓(Rio Tinto)的夭折以及鐵礦石談判的不歡而散，都是例證。而以股權相對分散的公眾公司形象、以更務實的商業伙伴形象出現在國際談判桌上，無論其實際控制人是中國政府、中國國企或中國民營企業，所面臨的阻力必會弱化。
雖然障礙重重，但趨勢不變。
“中國企業‘走出去’，參加礦產資源的優化配置，加入并購整合，是歷史必然，也是企業必然。”這是我國企業領導者的態度。主動出擊，才不至陷于尷尬境地。我國在南海、東海油氣資源劃占、勘探開發中曾經反應遲緩、戰略缺失，最終導致“合作開發”、“共同開發”的結局。
總結：我國礦產資源的保護性開采不應是關起大門，而應是著眼于全局利益、國家利益，以生態友好、環境保護的態度，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實現礦產勘探開發與經濟發展的協調關聯。優先開發國際資源、優先開放開采低品位礦產，增持虛擬黃金儲備，這樣的策略符合現實需要。
現金變資源，外匯變礦產、能源和股權，這是我國外匯儲備多元化投資策略的重大戰略布局，這種“走出去”的指導思想，符合我國和平崛起的全球發展戰略，也將更好地保障我國的政治安全、資源安全和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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