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國體制”幫扶，危機礦山向下求存
已經一個多小時了，郴州南嶺山脈間的盤山公路依舊看不到盡頭。在山間盤旋的這輛小巴士里，幾乎所有人都牢牢抓著一切可以憑借的東西固定著自己的身體以對抗顛簸，以沉默來節省體力是人們下意識的選擇。
惟有75歲的黃懋鴻還在大聲地說話：“這么好的成礦條件，只把目光集中在鉛鋅礦上有點太浪費了。”他雙手展開一長卷地圖，在顛簸的車中穩坐著。
這是一幅南嶺山脈的高比例地質地圖。山脈從廣西出發，途經湖南、廣東、江西，最后淹入閩南群山中。在過去50多年里，黃懋鴻幾乎將這條山脈走了個遍。
“這是我們國家極其重要的一條成礦帶。”黃懋鴻說。當年他曾參與的那場地質大調查在南嶺山脈收獲頗豐，各類有色金屬、稀土、賤金屬礦、煤炭均藏在這條山脈當中。大批的礦山企業也在大山深處扎下根。
數年前，這些經歷了半個世紀開采的礦山陸續進入資源枯竭期，幾十年前勘探出來的那些礦藏已經所剩無幾。隨之而至的是工廠瀕臨絕境、礦工生存堪憂以及礦山城市退化的難題。
面對危機，由國土資源部組織的“危機礦山接替資源找礦項目”也隨之展開。已經退休的黃懋鴻被項目組聘任為監審專家，其職責是協助這些老年礦山找到新的礦脈，延續生命。
瀕臨絕境的礦山
在近兩個小時后，車至黃沙坪。這是距離郴州桂陽縣城7.5公里的一座小鎮。小鎮沿1806省道徐徐展開，由東北至西南，地勢漸高，直到被兩座小山包擋住了去路。
“寶嶺、觀音蓮，這就是這兩座山的名字，山底下都是礦。”站在半山腰的選礦廠，黃沙坪礦業分公司地質部副主任汪林峰向記者介紹。遠遠望去，三條礦道口在山林之間若隱若現，由這幾個礦道口源源不斷地往外輸送的礦石，是黃沙坪鎮里的1萬多名居民的主要生活依靠。
“這個小鎮就是靠著礦山成長起來的，在計劃經濟時代，一度獨立于地方行政系統，像個小王國。”黃沙坪礦業分公司副總經理顧春宏稱。小鎮上的居民基本上都是礦工家屬，可以說沒有兩座小山包里的鉛鋅礦，就沒有黃沙坪鎮。
不過，在經歷了近50年的開采之后，礦山曾一度瀕臨危機。2005年初，一項資源潛力調查顯示，黃沙坪礦山的礦石儲備僅供開采4.89年。
“以往遇到這樣的局面，就兩條路，搬遷或者轉型，但成功的都不多。”國土資源部地質勘查司的徐靜說。
對于一座運轉了近半個世紀的礦山小鎮來說，轉型決非易事。
與黃沙坪同在郴州桂陽縣的寶山礦在2007年前后所經歷的，便是礦山轉型中最難熬的一段時期，幾乎擺在每一家每一戶中的那口大水缸，便是當時艱難歷程的最好物證。
“我們每天只能得到兩個小時的供水供電。”寶山礦所在的桂陽縣城關鎮，一個礦工家庭的女主人這樣向記者介紹幾年前他們生活的窘迫。這些礦工服務了40多年的寶山礦在2007年時宣告破產，而破產之前的一段時間里，企業窮到連水電費都無法支付。經協調，自來水公司答應每天為該鎮供水兩小時，以滿足居民最基本生活。居住在這個礦山鎮上的1.2萬居民，只好家家戶戶備好一個大水缸，利用每天僅有的兩小時盡可能多地蓄水。
“那時我們員工的工資每年只有7000塊錢，等于低保。”寶山礦的副總經理廖廷德回憶說。即便這么低的工資，企業也無力承擔。經常已近年關，礦山員工卻連去年6月份的工資都沒拿到。
這樣的礦山，在世紀之交的那幾年幾乎遍布全國。國土資源部2003年至2004年間對全國1010座大中型礦山的調查顯示，不同程度面臨著資源枯竭危機的礦山占到了62.75%左右，其中面臨嚴重危機的礦山有393座，占到了1/3。“嚴重危機，意味著這座礦山的開采壽命已經不到五年。”國土資源部危機礦山項目總工程師葉天竺說。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建國初期集中建設的一批大型礦山項目都陸續進入資源枯竭期，國土資源部給他們統一取了一個名字：“危機礦山”。
“我們項目組去河南王莊考察的時候，當地的煤礦已經將原有資源開采殆盡，當時的礦長只好帶著礦工到別的礦山上去打工。”葉天竺介紹說。在東北，陷入絕境的礦山處境比郴州這幾個礦要糟糕得多。2002年，遼寧葫蘆島的楊家杖子鉬礦關閉之時，曾引發2萬多名礦工聚眾示威的群體性事件。
“讓礦山自己承擔衰弱的命運太不公平，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市場規律的問題，”黃懋鴻說，“計劃經濟時代，這些老礦山為國家建設做了大量貢獻，那時，礦工們可沒去要求什么回報。”
資料顯示，從1967年至2010年，黃沙坪礦共獲得68.1億元的營業收入，利潤11.65億元，單上繳國家的紅利及稅收，便高達11.49億元，與企業利潤相當。
埋在地底的希望
6年之后的今天，黃沙坪礦當日的蕭條之態似乎有所緩解，危機暫時遠去——新探明的資源儲量開采年限達到了62年。相距不遠的寶山礦城關鎮也不再是那個每天只供兩小時水的貧民區，在最新的資產評估中，這座礦山的價值已經超過10億元人民幣。“在2005年時，我們作價500萬都沒人敢買我們。”廖廷德笑稱。
讓這些礦山脫離險境的，是國土資源部自2004年開始組織實施的“危機礦山接替資源找礦”項目。國土資源部一共在全國選擇了230個試點礦山，按中央財政及企業投資1：1的方式投入勘探資金，共同尋找新礦。黃沙坪礦和寶山礦正好位列230座礦山試點名單之中。
“中央投資了1435萬元，我們自己又投資了7600多萬，因此而新發現的礦藏，潛在經濟價值達到了412億。”黃沙坪礦業分公司總經理何亞文顯然對此非常滿意。
資源枯竭的礦山很多時候并不是沒有資源，新的礦脈往往就在距離老礦井不遠的地下深處。在2003年的那場大調查中，國土資源部最后的調查結果表明，幾乎全部礦山的開采深度都不到1000米，而開采深度不到500米的礦山占到了2/3。相比之下，加拿大的金屬礦藏平均開采深度在2400米左右，而南非金礦最大開采深度達5000米。
“與世界礦業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大中型礦山的開采深度和勘查深度相對較淺，礦山深部仍有很大的找礦空間。”這是調查小組最后得出的結論，也成為一些危機礦山的最后生機。
以寶山礦為例，這座礦山從1966年建礦，直到1995年的29年時間里都是以露天開采為主，1995年之后，也只是順著裸露出地表的礦脈，順藤摸瓜進行淺層的井下作業。黃沙坪礦的作業，也僅是在淺層開采。
老礦山延續生命的希望找到了，但單靠企業自身，能自救嗎？
陷入危機中的老礦山也曾奮力掙扎。在2003年之前寶山礦就在其老礦區周邊及地下，申請了三個探礦權，投入了有限的資金，希望解除礦山資源枯竭的窘境。但種種努力并沒有避免企業在2007年的破產。
礦業體制亟待改革
沒有成熟的探礦理論經驗，沒有精湛的探礦技術，以及大筆探礦資金的投入，那深埋地底的礦脈，根本無處覓其蹤跡。
“國內礦山探礦能力非常薄弱，”葉天竺說，“這與自計劃經濟時期延續下來的地礦體制有關——勘探與開采分離。”
理論上，一般的礦山企業，只有開采的技術。中國礦產勘探的尖端技術力量，都集中在各地的地質勘察院里。不過，受礦產體制改革的限制，這些技術力量卻很難高效率地發揮其作用。
“這些勘探院基本都是事業單位，每年的營收大部分都要上繳國家，從利益刺激角度來講，他們主動去勘探的動力不大。”國土資源部地勘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程利偉說。在過去的體制下，這些勘探院往往由國家下達任務，撥劃資金，完成勘探后將成果交給國家，由國家再對新探明的礦產資源進行投資，或指定礦山企業開發。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礦業市場化改革成為新思路，中央財政劃撥用于礦產資源勘探的資金急劇下降。
但礦業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卻一直沒有取得關鍵性的突破。
在葉天竺眼中，采取實施“危機礦山接替資源找礦”項目這樣的“舉國體制”，實在是被逼無奈。“我也知道市場經濟是塊寶，但我們國家的礦山根本沒能力去自行勘探，其中一些甚至連請高質量的勘探隊來勘探的錢都沒有。”
通過“危機礦山”項目擺脫困境的各個礦山，顯然對這樣的工程意猶未盡。“我們希望國家在黃沙坪，盡快啟動"危機礦山"二期計劃。”何亞文說。他的愿望也幾乎是包括寶山在內全國諸多礦山的愿望。
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涉及18種重要礦種的礦山在全國一共有3407座，其中達到了大型和中型以上的礦山大概有1860座，其中主要成分是國有的占到了1368座。不過，“危機礦山”項目一期試點，卻僅僅只有230個。
“很多人也來問我們，會不會有下一期的專項計劃。”葉天竺說。這個問題目前尚未有答案。但引入社會力量進入礦產勘探領域，加快礦業體制改革的思路卻已提出多年。
“為什么礦山要發生危機呢？這是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化過程中，過渡時期的一種產物。中國的礦業體制要走集約化的道路，中國的礦業體制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所以我想整個體制也要改變。”葉天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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